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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纪录片：草甘膦，毒害的不只是农田！
然而，生产草甘膦的企业因其巨大的利益关系，强势影响着政策、舆论，使草甘膦即便被不断质疑、不断证明有害，仍能大行其道。中国现已是世界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和出口国，草甘膦的危害近在咫尺。让我们共同将这部纪录片传播出去，共同抵制，我们才有抗争资本集团垄断的空间!
1964年，它最初的专利注册为一种化学管道清洁剂。五年之后，农用化工公司孟山都把这种叫做“草甘膦”的化学药剂按除草剂注册了专利。从那时起的40年间，草甘膦成为了大多数除草剂的基本成分——它声称仅仅杀死杂草。 孟山都公司高管，Uphoff：“没有别的化学药剂像它这样在全世界范围进行过如此充分的测试。因为它如此‘出色’，所以受关注也最多。” Jaap van Wenum：“如果我们想放弃使用草甘膦这样的除草剂，回到过去的时代去徒手除草，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没有过去那么多农民，没有那么多工人，这样会让食品价格上涨，上涨到人们无法负担的水平。” 大工业和农民协会疯狂地为草甘膦辩护。他们声称草甘膦仅仅对植物有毒性，不会影响动物和人类。然而科学家们的批评告诉了我们另外的情况。
塞拉利尼：“草甘膦致癌，我们用‘农达’做活体实验证明了。” Chris Portier：“如果这种化学品是安全的，就应该有相应的科学证据，而且公众应该能看到并能阅读这些证据。” 每年有6.5亿升草甘膦被用在世界各地农田和花园里。这种物质真的那么无害吗？谁在决定它无害？是否是独立的科学研究？农民和畜牧养殖者的经验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早在2000年，德国为欧盟检测过草甘膦的风险。2015年他们又重复了一遍。这次的健康检测由位于柏林的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完成。他们要判断草甘膦是否对消费者造成风险，是否允许它继续使用。
为了这一检测，Roland Solecki和他的同事们审阅了超过1000项研究。2000年的检测报告也正是由他负责的。
他和他的同事审阅了草甘膦产业领域的研究与其之外的独立研究，评估这些研究的科学价值与可信度。
只有很少特殊情况下，联邦机构才会自己做试验研究。 Solecki：“根据我们的全面评估，草甘膦对眼睛有强刺激，这一点众所周知。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如果按说明书使用的话，草甘膦用作除草剂不会造成致癌风险，没有生殖毒性作用，没有内分泌干扰作用，没有神经成毒性，不会损伤免疫系统。这是这些评估报告的证据来源。” 总共七万页文件大部分由除草剂产业提供。来自科学网络“欧洲支持社会与环境责任科学家团体”（ENNSER）的Angelika Hilbeck，对此提出了质疑。 Hilbeck：“没有要求权威部门对原始数据进行评估。他们无法处理那么大量的数据。如果评估这么大量原始数据的话，他们就什么其他的事都做不了。他们只看了孟山都公司提供的处理好的研究综述。我也经常检查这些综述。如果你走运，也许能看到带有数据的，但通常没有。” 评估预计在2015年8月份完成。但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专家们发布了一条与之矛盾的信息：草甘膦是可能的“致癌物”。 Chris Portier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员。他也是美国风险评估研究办公室的前主任。他就此事提醒了德国联邦议会的农业委员会。在此之前，从没有两家卫生研究机构这样公开给出相互冲突的结论。 Chris Portier：“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没有使用任何流行病学数据。如果他们真相信流行病学研究中有某些关联的话，那么施用草甘膦的农业生产者和公众之间对草甘膦的暴露差异就会小很多。因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现癌症有基因毒性，所以对癌症的风险评估就会大为不同。此外，由于他们认为所有的动物癌症研究结果都是阴性的，那我也没法判断他们对癌症风险的评估，因为他们没有对癌症做风险评估。” 对于孟山都和先正达公司的代表们，这事关他们未来在欧洲的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Küchler：“完全没有理由担心。草甘膦是安全的。这已经被世界各地监管机构评估了40年。它也使用了40多年。我们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再进行一次评估，就会改变现在这个分类结论。” 在德国马格德堡地区，Peter Gottschalk经营着一家现代家庭联合农场。他拥有3500公顷土地，雇佣了34名农业工人。可持续农业对于大规模种植尤为重要。为了减少犁地所造成的土壤侵蚀，他们20年来一直使用含草甘膦的除草剂。被除草剂杀死的秸秆能保护土壤免受水和风的侵蚀。 Gottschalk：“如果我们想把秸秆翻进土壤里，加快其降解，就必须再次犁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避免水土流失，我们使用了草甘膦。这样一来，不需要的秸秆就死光了。你看到的那些绿色植物，是施用除草剂之后残留的的大麦谷粒发芽了。” 在播种之前施用草甘膦，它可以杀死与作物竞争的杂草或者有病害的作物。以前，这个工序通过费力的犁地工序来完成。施用草甘膦两星期之后，田地就可以做条带耕作了。这一工序防止了水土流失，节省了时间、燃料和机器成本。享受这一好处的同时, Gottschalk尝试在电脑帮助下，尽量减小草甘膦用量。 Gottschalk：“这里是我们使用的草甘膦和水的配比。这里显示，我们在每公顷土地上使用2.5升草甘膦，大约是用量上限的一半。” 直到2014年，作物在收割前都经常被喷洒草甘膦，加速干燥过程。于是很多草甘膦残留进入了面包和谷物产品之中。这种操作在德国是被禁止的，但并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禁止这样做。 Gottschalk：“我们需要平衡草甘膦的害处和益处。如果谨慎施用，并运用得当的话，草甘膦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除草剂，总体而言，就算它会产生危害，危害也是相对较小的。” 与此同时，仅在德国就有高达35%的农业用地喷洒草甘膦。难道它真的如多数农民所想的那样无害，没有长期副作用吗？德国农业大学霍恩海姆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Günter Neumann在研究植物根系问题和营养物质摄取方面已经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他所在的学院研究根系的形成，并关注实验室环境与大田实际耕种之间的互动。 Neumann：“这些都是细根，在其周边密布着更细的根毛，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从土壤里吸收营养物质。” 当地农业局联系了他。许多农民在他们的田间发现了作物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减产。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甚至可以从上空看到作物所遭受的损害。绿色的区域使用草甘膦仅仅两年，而浅色的区域则使用草甘膦长达十一年。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周边的另外五块地里。
Neumann：“在同一片农田里，使用草甘膦时间更长的地块，我们发现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严重制约，细根远比未使用此种农药的作物少得多，这样的情况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家资助下，我们对草甘膦以及其它农药进行药残分析。有关草甘膦的数据一致显示，即便喷洒草甘膦已经过去六个月后，它的残余物浓度仍然保持在刚喷洒时的水平。而两米以外的农田，使用草甘膦时间较短，残余物的浓度是低于检测极限值的。”
如果健康的和遭受病害的区域并不是直接挨着，作物病害以及土壤贫瘠就不会增长得这么明显，一般而言它的发展很慢的。这些农民试图通过使用更多的化肥增加产量，事实上却没什么效果。一个受到作物病害影响的农民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接到一个威胁他的电话。他不应该在镜头前说草甘膦的坏话。 ATMO Leins (Voiceover)：“我意识到，自从我开始喷洒草甘膦以后”，他说，“矮病毒开始急剧蔓延。在干旱的年份情况情况更为极端。在一些田地里，它使得作物全部减产。此外，在别的年份里，作物产量仅相当于前一年的50%。 Neumann：“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情况只在长期使用草甘膦的区域里发生，而没有在使用草甘膦仅两到三年的区域发生。” 植物生理学家发现草甘膦对于植物的进一步影响，这些影响到目前为止一直遭到忽视。 Neumann：“通过新的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被哪些基因出现下调，也会发现荷尔蒙紊乱正在发生。植物的生理过程也会受到不良影响，这时植物抗逆的反应之一。在受到损害的植物中，这些基因出现下调。调解水分摄入的基因也受到影响。这些基因开始变得不那么活跃，还妨碍了侧根的延伸。” 产业的官方声明如下：草甘膦只会抑制单一的酶，这种酶能够杀死杂草，它的功效是在计划之中的。但是Günther Neumann证明草甘膦及其代谢物还会改变影响根系生长、水分摄取以及抗逆性的基因。在实验室条件下，科学家排除了其他干扰因素，得出的结论仍然不变。 Neumann：“在此我们看到的是未受损害的小麦根系，它有许多细根。这是一棵受损植物的根系，它的细根远远少于前一种作物。”
这意味着施用过草甘膦的植物无法像正常的植物那样有效地摄入水分。尽管如此，生产商还是不断做广告宣传草甘膦能够让田地持续肥沃，即便在干旱的区域也同样有效。
在霍恩海姆的数据公布两年之后，德国农民协会主席对草甘膦表态了。这位主席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学家们的发现。 Rukwied：“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草甘膦对土壤肥力有不良影响。在德国，我们只在特定的地区使用最少剂量的草甘膦。”
Joachim Rukwied代表农民协会中的30万农民。他同时也是德国游说组织“现代农业论坛”的主席，通过这个组织他为包括先正达、孟山都、巴斯夫以及其他公司在内的草甘膦生产商代言。 在丹麦的奥胡斯市近郊，Ib Pedersen运营着一个拥有4000头猪的现代养殖场。在2011年，他开始怀疑他养的牲畜因为饲料问题而病重。身为一名养猪户，他密切关注着这些牲畜的健康和生育能力。每一头不生育后代的母猪都会对畜牧养殖带来商业风险。正常一窝小猪应该有15只。但是Ib Pedersen的母猪们所生的猪仔变得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流产和死胎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IB Pedersen：“在这里我们有一只昨天刚刚生出来的小猪，生下来就是畸形，它有一个象人头，它的顶部没有闭合，没有头盖骨，脑袋也是敞开的。幸运的是它没出生就死了。我们发现如果母猪吃的饲料含有草甘膦浓度越高，产下的猪仔畸变几率越高。这是一头有双重性器官的猪，既有睾丸，又有阴道。我们这里还出现了一些问题，14个头在丹麦出生的小猪一出生便是畸形。其中至少有两头小猪的脊柱有一处没有被皮肤包住。它们确实很让我震撼，因为我不认为恶劣的影响会到此为止。我觉得其影响已经在人类身上发生。” 问题是，草甘膦究竟对于哺乳动物有没有副作用？Pedersen获得了科学的支持。通过实地观察，他看到流产的数量随着草甘膦在饲料中含量的增多而有所增加。 IB Pederson：“我们计算了一下有多少头小猪出生畸形。如果草甘膦的含量是1.30 ppm (百万分之一)，那么每529头猪中就会有一头是畸形的；如果含量增加到2.26 ppm，那在240头中就有一头是畸形的。它的增长实际上是线性的，草甘膦含量从0.1 ppm开始增加，一直到2 ppm，小猪畸胎率也直线上升。事实上你可以在这条线上放一根直尺，这条线是笔直的。这意味着，草甘膦的剂量越高，畸形的数量也越多。” 在他换了不含草甘膦的饲料之后，畸形流产等问题有所下降。为了检验他的观察，他再次将饲料换成含有草甘膦的品种。 Ib Pederson：“这些大豆含有高浓度的草甘膦。你无法用肉眼看出它是否含有草甘膦，但当我们一检测就发现浓度很高。” 也许这只是过度揣测，但Pedersen的猪似乎不那么喜欢这些饲料。相反，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猪会狼吞虎咽的。这些猪患腹泻的频率也更高，这使得他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抗生素。 Ib Peterson：“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腹泻。当我们使用低浓度或者不含草甘膦的饲料时，我们见不到这样的腹泻。” 丹麦农业类大学奥尔胡斯大学的研究者也表达了对草甘膦高浓度残留物的担忧，而德国当局却将其定义为“无害”。
Martin Tang Sorensen 被委派去审核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的报告。 Martin Tang Sorensen：“基本而言，他们认为动物食用饲料中含有草甘膦是无须担心的。但我们认为关注草甘膦的浓度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动物体内的细菌。” Sorensen提到草甘膦潜在的副作用。它会降低肠道内有益细菌的数量，而这是所有哺乳动物都需要的。 Martin Tang Sorensen：“这项关于草甘膦对于细菌影响的专利研究已经公开了，任何人都能通过谷歌查到。草甘膦对于肠道内的有益细菌的危害更大，相比之下，病原菌还更适应草甘膦。因此肠道内细菌的平衡被草甘膦扰乱，病原菌逐渐取代有益细菌，占据上风。”
他担心的那些问题已经正式提交官方，但至今还没有得到回复。
虽然草甘膦在专利上被定义为抗生素，但它从未被批准作为药物使用。它主要杀死有益细菌，这样有害细菌便存活下来，并进行传播。
欧洲农民协会如何保护其会员免受这些潜在的危害？ Jaap van Wernum：“我们的任务是防范，但不仅仅是防范，也为了他们的利益积极主动。我从来没听说过草甘膦被认证为一种抗生素，如果它被认证为一种抗生素，并且具有抗生素的属性，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土壤生命，进而使农民担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关于草甘膦的风险，我们实际上都听从欧洲食品安全局（欧洲权威）以及德国联邦风险评估安全所(德国权威)对草甘膦风险进行的评估。到目前为止，这两个机构声称我们使用草甘膦的方式是无害的。我们从中获益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将继续使用草甘膦，当然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不管是欧洲农民，还是政府部门，都不曾被公司告知过这种抗生素专利。那么草甘膦的其他副作用也被隐藏了吗？在德国的评估有没有受到丹麦养殖场的发现所影响？ Solecki：“在对所有的报告进行评估之后，我们最终得出结论：我们并不能推断出草甘膦对生物体的生长产生有毒影响，也不能推断出草甘膦能干扰内分泌系统。这份评估不会受丹麦一家养猪大户的个人观察所影响。该农民检测草甘膦的方法并没有遵循我们的分析标准，他没有将暴露于草甘膦的猪和没有暴露的猪进行比较，他也没有考虑其它可能的因素，比如病毒感染或者大豆本身所含带的雌性激素。” 这个丹麦养殖户是一个神秘的、偶然的例子可以被忽略不计吗？几百户的奶农都遭遇了类似的现象，难道这些也都是孤立案件，不需要进一步的官方调查吗？ 在德国南部，Johannes Peter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有90头牲畜，该农场为Allgäuer奶酪提供牛奶。 Hannes Peter：“这些动物看起来十分健康，从表面上你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它们的繁殖能力有问题，这对农场的生存是个威胁。一旦停止繁殖，它们将会被排挤出整个生产之外。母牛主要投喂天然干草和青草饲料，我们这个农场世代都是如此做法。”“许多母牛必须授精四五六次，直到它们成功生育为止。常见的人工激素应用、囊肿治疗或者进一步受精都没能导致明显改善，除此之外，兽医也束手无策了。” 可以排除疾病的因素，但是农民也把浓缩饲料当做补充饲料来使用，包括来自海外的谷物和大豆。 Hannes Peter：“购买的浓缩饲料里不可能没有草甘膦残留物。不管什么生产商都会使用草甘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却没有人做测试，也没有哪家饲料供应商能保证他家的饲料是‘不含草甘膦’的。” 他不再购买预先混合好的浓缩饲料，转而购买由当地邻居们生产出来的饲料。18个月后，他收到了预想不到的结果。 Hannes Peter：“我们的数据证明在使用了不含草甘膦的饲料后，牲畜的繁殖率提高了一倍。一年半前我们开始试验的时候繁殖率是30%，现在已经达到了60%。”
与此同时，草甘膦通过整个现代食物网络继续扩散，却几乎无人关注。
鹿特丹港口是海外大豆进入欧洲的主要港口。每年有超过三千万吨大豆抵达该港口，对这么多吨大豆进行草甘膦残留测试能有多靠谱呢？我们向港口当局和主要的进口商ADM提交采访申请，但都被拒绝了。
一个农药专家网络在做相关研究。布鲁塞尔议会就毒素和内分泌干扰剂问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Hans Muilerman已追踪除草剂残留的隐藏轨迹多年。 Muilemann：“我就运抵鹿特丹港口的大豆问题联系了国家相关部门，他们给我的答复是，他们一直在做草甘膦残留测试，其结果通常远低于允许的残留率最大值。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测试的大豆样本只有两例，而允许的最大值又非常高，因此有相关部门认为没有理由再做测试，将来他们也不会再做测试。所以抵达鹿特丹港口的数量庞大的大豆都将不会被检测。” 数千吨受草甘膦污染的大豆每日抵达港口，其中大部分都在当地被加工成大豆粉和豆油。之后任何超出最高值的情况都无法再追溯到出货源头。 法国卡昂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吉勒斯·艾瑞克·塞拉利尼在大鼠身上发现了明显的肿瘤形成。作为法国风险评估机构的一名前任专家，他了解到由产业提供的动物研究只持续三个月，对他来说，三个月的时间显然太短了，并不足以观察到缓慢发展的慢性疾病。
他开始了一项实验，他给大鼠喂食含草甘膦的玉米粒和水，长达24个月。其中草甘膦的含量相当于给人类食用的许可限量。4个月之后，在母鼠身上发现了肿瘤，并持续增长。两年以后，这些肿瘤增大5倍。就算对那些易患癌的实验室动物来说，5倍也是罕见的高位值。 塞拉利尼：“这些肿瘤是出血性的，而且不断压迫有活器官，所以大鼠的死亡与自身大小和肿瘤相关。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肝脏和肾有了毒性，性激素遭到了干扰。此外还发现了脑垂体功能障碍，以及一般毒理学所面临所有问题。”
只有三个月的产业研究发现不了肿瘤的逐步形成。塞拉利尼的实验结果引起一片哗然。与产业关联的科学家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不断说他的工作方法不科学，使用了错误的老鼠。 Solecki：“塞拉利尼的长期研究的问题在于，他在每个剂量组只使用了十只动物，他使用的老鼠品种本身肿瘤自发率就非常高，且数据不够充分，而原始数据也没能记录下来。” 这些指控在所有报纸上不停地重复报道，损害了他的声誉，然而塞拉利尼从来就没有声称自己做的是一项正式的“癌症研究”，而是一项“毒理学研究”，用来调查长期影响。再说，他使用的老鼠品种和实验方法与产业科学家都一样，只不过是延长了实验时间。 塞拉利尼：“需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做一项癌症研究。当我们首次对一个产品进行测试的时候—以前对GMO或者农药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全面--我们需要研究所有的器官以及所有的毒理参数。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作。因此我们需要每组研究十只大鼠，这个方法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标准和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同时，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风险评估因其主要依赖“产业研究”而遭受指责。 Chris Portier：“全球农药安全评估并没有秉持开放和透明的科学审查态度。只要关键性的研究细节不公之于众，科学审查就不可能做到开放和透明。审查科学证据的程序通常也是不对外公开的。程序要么只告知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要么是保密的，而且难以诠释。”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在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的风险评估中发现了严重缺陷，包括对国际标准的忽视。 Iwan Russyn—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所专家组成员：“我所看到的BfR文件一直都在否定动物实证研究。如何进行规划良好的动物实验有一个程序，不是尖端技术，这个程序已存在超过四十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家风险评估机构居然会因为剂量与人类摄取无关，而忽视一项动物实证研究。” WHO的科学家们对几个被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称为“不可信”的研究进行了复查。 Chris Portier：“在癌症研究里，癌发生有十个主要特点。我们认为这是由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或环境因素引起癌变过程的十个关键点。所以氧化应激是癌症的一个潜在前兆，在一项又一项研究中我们看到草甘膦能引起氧化应激，这表明草甘膦会加强整体的癌症显现。” 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拒绝了所有的证据，Chris Portier在美国遭遇了同样的拒绝。 Chris Portier：“环保署看到的动物实验证据和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起初他们从这些实验证据中发现了‘致癌性’的证据，随后环保署将此发现提交给他们的科学顾问团，这是由一群环保署以外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科学家觉得环保署的判定太严重了，希望环保署重现做评估。于是，环保署以‘没有相关性’为由放弃了这些研究，并把结论改为 ‘无致癌证明’，这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而且我个人也是非常反对的。” 事实上，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评估报告是由业界的“草甘膦行动小组”事先炮制出来的。BfR仅仅精简了报告，或者用“斜体字”的添油加醋。批判的学术研究被定为“不可靠”。 美国允许的残留量甚至更高，而且官方没有人讨论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兽医Art Dunham在爱荷华州治疗农场牲畜超过四十年。他发现随着草甘膦残留量的增加，牛的受孕次数逐渐变少。 ART：“没有明显的囊肿，感觉很正常，右边有一点封闭，她（的宫颈口）已经打开了。” 育种问题正着困扰全国的畜牧养殖者。 OT ART：“她好像不太行…我得给她打孕激素，但是她已经不是一头稚嫩的小母牛了，是的，她已经打开了，一段时间内她是没法再宫缩了。我还得留着她吗？” 和之前提到的丹麦和德国的情况一样，兽医发现只要停止喂食含有草甘膦的饲料，育种问题就能缓解。草甘膦所造成的荷尔蒙问题没有被官方承认。 ART Dunham：“我们和植物、昆虫共享着一些同样的酶系统，所以当我们大范围使用螯合剂或者干扰激素类除草剂，却不做任何长期的测试，这简直太鲁莽了。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几乎没人有决心，有动力，有勇气去对抗产学的政治联盟。” 这位兽医要求对饲料和草料进行独立测试。 Art Dunham：“疾控中心显示人类的不育率在升高，我们对动物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同样的问题。这明显与草甘膦除草剂的越来越多使用相关。” 健康状况统计显示，随着草甘膦的使用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也增加，诸如不育、甲状腺紊乱以及肝肾类疾病等。美国官方没有承认其中的任何联系，但是草甘膦测试样本再次让人目瞪口呆。
Art Dunham：“这是针对四种不同镰孢霉的微毒测试单，有300多个样本。我们在辨别霉的时候，发现有32%是镰孢霉，52%是盘尼西林。如果这些霉能在在青贮饲料中找到，那么它们也会流入一些谷物内，进入乙醇工厂加工，甚至混入供人食用的物品中。T21是已知的毒素中最毒的之一，和这些毒素的毒性相当，如黄曲霉毒素、蓖麻毒素和橙剂。如果摄入几百ppb就会出问题。” 这些地区的生物毒素过去是很低的，但现在却在扩散。官方从未调查这其中与草甘膦的联系，但植物病理学家Don Huber 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两者间的关系了。作为生物毒性领域领头的专家，Don Huber 曾任“国家植物疾病康复项目”的主席，直到2011年退休，至今他依然为不少农民做顾问工作。 Huber：“你有硫磺、钙和石膏，还有硫酸铵，或者你为什么不用硫酸铵呢？” Huber和细心的农民发现，土壤内的微生物正在逐步缓慢地减少。他们对比了多种土壤类型，其中一些施用了草甘膦，另一些则没有。每克土壤包含四千万的细菌，它们帮助将磷、钙、锰等矿物质转化为宝贵的土壤营养成分, 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看这些聚在一起的土壤，肉眼虽然看不见，但有益的细菌也会限制产生毒素的细菌的的扩散，从而保障土壤健康。 Don Huber：“使用了草甘膦，其抑菌活性极大伤害了有益细菌，抑制了其他有机物的作用，但却给致病的有机体带来了机会，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在美国，细菌引发的玉米内州萎蔫病以前只发生在内布拉斯卡和卡罗拉多州，但在过去两年，它已经扩散到1000千米外的印第安纳州，甚至更远。致病菌渗透了整个作物。 Don Huber：“你看，全都是的，这是系统性疾病。”
Keith Schleppkohl：“旁边的作物有一块块巨大的拇指印，是内州萎蔫病的症状，最少染上了三四种不同的病。”
Don Huber：“喷洒了多少次杀真菌剂？”
Keith Schleppkohl：“就用了一次杀真菌剂。” 玉米作物已经被细菌感染削弱，因此一些从未致病的病原开始感染玉米作物。与此同时，重要的经济作物大豆也遭受了一系列新疾病的袭击，跟随Don Huber和农民Keith Schleppkohl来近距离看看。 Don Huber：“你看这‘突然死亡’，从这儿开始，都在变黄。” 绿油油的大豆田内突然出现了一片片枯黄区，一种名为“突然死亡综合症”的疾病导致减产40%。 Keith Schleppkohl：“在过去的六到八年内，这种疾病愈来愈猖狂，随着越来越多的草甘膦使用，这种疾病也越来越严重，你能解释一下吗？”Huber：“那时因为你只看到了叶子上的症状。这种病是一种生理失调，就像你中毒后的反应。镰孢霉与此相关，不过它残留在根系统内。” 镰孢霉菌是一种能用显微镜看到的真菌，大部分副种都是无害的，但是也有可产生的毒素的副种。随着有益细菌和真菌的减少，有毒的镰孢霉菌不断繁殖扩散，最终导致“突然死亡”。 Don Huber：“所以我们在帮病原菌攻击我们的农作物，镰孢霉菌只是其中一种。如果你开始见到这些症状，就看到作物开始落叶，接下来所有的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而不是越来越好。这些豆子的尺寸应该是现在的两倍大，没有光合作用，没法合成能量，所以我们损失了大概四五周宝贵的生长周期。”
大豆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和中国，其中可能暗藏疾病也会跨境传播。
Bob Streit是“草甘膦行动组”的一员，行动组比较大量使用草甘膦的国家有毒真菌病的传播情况。 Bob Streit：“农民的做法是，他们在玉米和大豆身上用着同样的除草剂，连续用了16年－这是在制造灾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它简单便宜，而且被当作良药卖给农民们。”
Atmo农民：“实际上却让作物枯黄。” 他询问了农民，“突然死亡”并不是他们的唯一问题。 Atmo农民：“在我看来，种子里有什么，人也会照样吃进去什么，这中间没什么差别。要我说，我们的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根本不会让别的国家知道，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走漏了消息，贸易就受影响，我觉得这就是让整件事儿悄无声息的目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抗草甘膦植物，每株植物能产生近100万颗种子。但它们不再被农药控制，这些所谓的“超级野草”快速扩散，第一种抵抗市面上所有农药的物种已经出现。” Bob Streit：“没有一家农业杂志愿意碰这种话题，也没有一家报纸和广播希望谈论这个问题的头号原因。” 官方还未发起任何调查，来评估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人们所要求的草甘膦标示也未出现在食物产品上。官方的声明是这样的：草甘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人体排出体外，这引起了“妈妈纵横美国”这一组织的关注。 Zen Honeycutt：“美国政府告诉我们，母乳是健康的。我们这些妈妈想知道，到底我们的母乳是否安全。我们发现现有最佳的样本中也含有75 ppb的草甘膦。我们想不到母乳里会含有草甘膦，可是事实却摆在眼前。在弗吉尼亚州是76 ppb, 佛罗里达州是166 ppb。”
“这些结果太吓人了。因为这些水平意味着—166相当于欧洲饮用水安全标准的1600倍。另外，又比塞拉利尼研究所认定的安全标准高3000倍，超过这个标准会引发肝肾损伤和性激素变化。”“草甘膦不仅在我们的尿液中被检出，也在儿童的尿液中存在。我的儿子尿液中含有8.7 ppb。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自闭症突然爆发了。他的嘴上起了皮疹，他到处砸东西，他的成绩下降，他的行动怪异。他的尿液中被检出真菌和艰难梭状芽胞杆菌。” 这位母亲对草甘膦的假设仅仅是推测吗？
美国一项“人类微生物”的研究表明，只需要改变肠道细菌，就能让自闭症复制。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随着草甘膦使用的上升，肠道疾病和自闭症也越来越频发，这只是巧合么？ Zen Honeycutt：“因此，我们改善了他的饮食，6周后对他进行重新检测。他体内不再检测到草甘膦残余，同时，他的自闭症症状也消失了，再没有复发过。” 有关当局和相关企业以测试方法不符合国际标准为由，否决了母乳实验的结果。 Zen Honeycutt：“这个实验室的测试是我们目前能找到最可行的测试。现在，虽然有批评指责实验室和我们这项测试，但是，我强烈要求你扪心自问，或问问政府，为什么一位母亲不得不做这样的测试?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有做？为什么我们制造草甘膦的化学企业没有做？为什么食品公司没有做？为什么婴儿奶粉公司没有做？” 这些独立母乳研究的发现只是偶然吗？研究人员在欧洲18个城市进行了草甘膦残留的随机尿液检测，可是并没有探讨草甘膦与现代疾病增加的相关性。2015年，德国的16位母亲也将她们的母乳用于绿党的一项研究。Maria Lustig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结果让她和她的医生丈夫目瞪口呆。
Dr. Jonathan Lustig：“安全限值就是安全限值。权威机构制定这些标准。你被检出是0.2，而安全限值是0.1，因此我觉得有问题。”
Maria Lustig：“草甘膦会在母乳中出现，意味着它被人体吸收了，却并没有被完全排泄掉。”Jonathan Lustig：“这项实验是用来检测草甘膦的。如果有对测试方法有质疑，那权威部门应该采用更大样本量，开展更大规模的实验。”
Maria Lustig：“我们已经符合了欧洲的安全限值，但是当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进一步扩大时，这是否意味着德国也能接受美国的安全标准？这是让人担心的。” 在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主席向全国农业委员会汇报时，这项母乳实验也遭到了质疑。 Hensel：“我们很难处理一些被检测出含有“某物”的例子。我们对此有一手的经验，几百位忧心忡忡的母亲给我们打电话，问她们是否要停止喂养。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仅仅因为一项实验，而这项实验缺少正确的方法、因而其声称的结果也不靠谱。” 一项批判性的研究又一次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承认他们从未对农田里所使用的农药完整配方进行检测。 Hensel：“许多研究的分析证实，根据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如果使用得当，草甘膦是不会致癌的，不会引起生育问题或者胚胎中毒的。我们的研究只是针对单独分离开来的草甘膦，而不是针对实际使用中除草剂的所有成分。” 在每一种草甘膦产品中，草甘膦只是20多种化合物中的一种，它们构成了一杯复合的鸡尾酒。其它的成分比草甘膦单项的毒性高出1000倍。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承认这一点，并曾提议将其它农药成分也纳入调查。然而，复合化学品的成分被认为是商业机密，BfR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支持。
全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其它成分进行检测和分析，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就是其中之一。 塞拉利尼：“农药生产企业并没有公开或公布杀虫剂由哪些物质混合而成。我们仔细地进行了分析。最重要的信息是: 它们的毒性是草甘膦的1000倍，即便在那个毒性水平以下，它们也会扰乱内分泌。这意味着他们的激素作用甚至会引发乳腺癌，或其他与激素有关的疾病。” 实际上，草甘膦从未被单独出售，而总是与其它毒性更大的成份一起混合出售。欧洲的风险评估并没有检测这些有毒成分——即便这一次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已经承认了塞拉利尼的发现。 Solecki：“塞拉利尼教授与其法国团队的论文证实了我们在2000年提出的怀疑：农药中的其它成份比草甘膦的毒性更高。我们正在自己的研究实验室验证他们所用的方法。” 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正在将塞拉利尼所使用的实验装置标准化，以便将来能评估其它成分。尽管BfR已经知道自己的评估程序不完善，他们仍然驳回那些对其它成分的所开展研究。继草甘膦之后，一系列未经测试的有毒成份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食物网络。
讽刺的是，塞拉利尼不是单独评估草甘膦的危害，而是评估除草剂完整配方的风险，却受到了来自业界和政府部门的攻击。 塞拉利尼：“如果我不说出真相，不说出我的发现，我将死不瞑目。我并不是真的针对孟山都或先正达或其它公司，我只是对有毒物的综合效应感兴趣。我最担心的事就是这种化合物会夺去全世界儿童的生命。” 尽管他取得很大成就，但他的研究经费却被削减了。为了支持他的团队，他发起了一项众筹。 Lüttmer（孟山都公司德国经理）：“我们生产的物质当然是有毒的。只是问题在于到底哪个产品的毒性更大。草甘膦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化学物中毒性较低的一种。如果某种成份毒性水平更高，那我们当然必须说：‘它的毒性更大。’ 但如果草甘膦位于毒性等级较低的一头，那么，其它的物质都更毒。对吧？“ 早在2000年，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就曾向欧盟提议检查商业草甘膦产品中其它化学成份的风险，但从未获得官方授权，因此也没有资金去做。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为何不批准调查其它有毒成份？游说观察组织的执行总裁透露了幕后一角。在欧美之间秘密协商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农业安全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Nina Halland（游说观察组织CEO）：“我们通过《信息自由法》得到委员会的文件，表明欧盟委员会和农药生产企业的合作是多么密切。大致来说，欧盟要求企业在大众面前捍卫TTIP时要发出更大的声音，要大家相信TTIP并不是要解除欧盟化学品管理条例。然而事实上欧盟向企业提议的正是解除监管。” 所有这些化学品在美国都是被允许的，而在欧盟被禁止。
比如在美国，草甘膦在芦笋中的残留安全标准是0.5毫克/公斤，而在欧盟则是0.01毫克/公斤。 为了理解布鲁塞尔的决策制定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游说制度。 Nina Holland：“我们看到游说咨询公司Fleischman Hillard，还有其他组织和公司，这在布鲁塞尔是很常见的。所以，是这个游说咨询公司与其他组织一起为孟山都和拜耳服务。这就表明，他们看似是竞争对手，但实际上拥有同样的游说咨询公司，也就是所谓的‘买凶游说公司’，来向欧盟机构开展游说活动或发表游说文章。所以，最终所有的公司和组织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Fleischman Hillard在这里，拜耳在那边，它们紧密相连。” 然而，协商中关于风险评估的调和细节仍然未知。同时，世卫组织组成了一项新的工作组，重新评估之前由内部癌症专家所发表的癌症批判性发现。新的工作小组由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Roland Solecki牵头。因此，他将带头重新评估他自己曾批判的研究。初步结果看起来是正面的。欧洲食品安全局此前也曾聘用行业的首席游说公司，现在也立即建议提高草甘膦许可限值。
这一斗争不仅仅关乎食物与安全。
在欧洲之外，90%的转基因作物是抗草甘膦的, 可是又离不开草甘膦。对于像孟山都、先正达、拜尔这样的转基因公司，草甘膦关乎他们全球数十亿美金的生意。如果没有了草甘膦它们会倒闭。
与此同时，孟山都委托了一家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声称可以证明世卫组织癌症专家的批判观点——是“垃圾科学”，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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